回收江湖的巨变
瑜伽女教练让人流鼻血“想想还是从前简单。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阿拉上海，本有一个比较成体系的垃圾回收系统。”文化人沈一珠女士如此说道。她近日在名为“画白相”的号推出垃圾分类系列图文和上海话配音，其中一篇提到了泔脚钵斗，引起了一些老上海的共鸣。有跟帖道：“被侬一讲，记起来了，小辰光真的是干湿分离的。现在执行垃圾分类，阿拉等于升级重温童年生活了。时间是个圈，我们又回去了。”
毫不夸张地说，沈一珠回忆的上世纪80年代，是上海的垃圾回收行业“世界闻名”的时代。1984年，联合国发展署和世界银行曾经到上海举办国际资源利用讲习会。当时，的大潮刚刚推到城市，浦东开发还没启动，但联合国发展署已经注意到浦东上海船厂附近的一个废品回收站——其昌栈废品收购站被作为“上海经验”的典型,向介绍。
随着1988年废旧物资回收体系实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情况发生了变化。所谓“一业”的废品回收站萎缩——从全市七百多家萎缩到如今百来家。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使得上海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垃圾袋装化逐步成为了现实。生活垃圾的组成部分变了。原本主要是煤饼渣以及菜皮果皮等有机物为主。随着管道煤气普遍进入家庭，煤饼渣等显然退出了垃圾序列，而各类商品的包装盒、袋等成为了垃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商品房小区的一个个落成，渐渐地，人们发现——原本每个街道都有的废品回收站的门面不见了，摇着铃铛上门回收的工人不见了，那些旧、啤酒瓶老酒瓶等等，也只能往垃圾桶一扔了之……
二十余年过去，如今，按照《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上海将建立城市环卫系统与再生资源系统两网融合的回收服务点、中转站、集散场等，建成垃圾分类从源头到末端的全过程体系。具体进程是——2019年将建成5000个回收网点和170座中转站；2020年，建成 8000个回收网点和210个中转站，基本实现两网融合，生活垃圾资源回收利用率达到35%。
沈一珠回想起来，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自家住在三家人家合住的一套公寓房里。此类老公寓房，阳台是比较大的。“那个时候，阳台上有个泔脚钵斗。我们三家人家都自觉把菜皮、鱼鳞爿鱼肚肠、啃干净的肉骨头鱼骨头，统统倒在泔脚钵斗里面。”回想起来，那时候，各家除了这些实在要丢弃的生的熟的食物残渣以外，除非有夏天馊掉臭掉的饭菜，其他泔脚很少。每天大清早，有个老伯伯会骑着黄鱼车，到各家各户来收泔脚。老伯伯并不上门，只在阳招呼一声，然后住家就会把用绳子牵好的泔脚钵头放下去。老伯伯把泔脚倒入黄鱼车上的大缸，然后舀一勺子清水，把钵斗荡荡干净。阳台上的人再把钵头拉上去摆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如今，上海垃圾分类要求湿垃圾破袋处理。这令人回想起了当年存放泔脚钵头回收的岁月。沈一珠回忆，无论冬夏，阳台上总有一股酸胖气。“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毕竟是古训，80年代的上海人，恰恰依着这样的古训生活，有酸胖气也就忍忍了。
由餐桌而引起的可回收废品，在20世纪中后期，可不止送往郊区喂猪的泔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上海市民，至今能够回想起当年的市井之声中，很有回味的是：“鸡胗皮，甲鱼壳。”那“皮”字带着拖腔，那“壳”按照入声来唱，一下子收尾。这两样东西，并不常见——当年也就逢年过节家里会杀鸡，吃甲鱼更是大补之事，说不定要好几年才碰上一回。然而，各家杀了鸡、吃了甲鱼，总会把鸡胗皮、甲鱼壳晾干，等着有人上门回收。这两样物件，在弄堂房子的窗棂、石库门后门的自来水水泥台盆边，都是常年寻常可见的。而桔子皮、手指甲、自家和理发店剪下来的头发等等，也有许多住家会收集起来，积少成多后送去中药房或者制药厂卖钱。
“我记得自家手指甲剪下来，收集了大半年，广口瓶里有大半瓶。送到华阳江苏口的药房，卖了多少钱倒是忘了。这种收集的过程还蛮好玩的。”上海市民杨先生告诉《新民周刊》记者，“不过药房有，脚趾甲不收的，只收手指甲。”至于剪下来的货色如何区分，杨先生只说药师是懂经朋友，一目了然。记者查询了下，目前仍有人在做回收手指甲的生意，价格是每500克400元左右。只是阿拉上海绝大多数市民，早就习惯把剪下来的手指甲扔到垃圾桶里了。
杨先生记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街道的废品回收站总有工作人员上门回收废品。一般是星期天上午，收购人员骑着黄鱼车，摇着铃铛在市面上经过。“收的最多的是旧。捆起来论斤卖。还有什么铝制牙膏皮、易拉罐，统统都收。旧衣服他也收，不过基本上收不到。比如阿拉屋里，旧的棉毛衫裤都剪成一条一条扎拖把了。”“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80年代的上海人恰恰也将之执行到位了。后来，经历了动迁，杨先生家搬到嘉定区的配套商品房。“在住房商品化之前建的公房新村，总有配套的邮局、新华书店、地段医院和废品收购站，但我发现，新建商品房在这方面的规划是有欠缺的，跑邮局要三四公里，废品收购站么，连影子都没了。”杨先生说，“但市场经济，回收废品只要有利可图，就有人干。”杨先生一直保留着星期天上午去卖废品的习惯。他搬到动迁房后，发现小区垃圾箱房被一个收垃圾的人租下来，那人每个星期天也会像公家废品收购站的人一样，骑着黄鱼车到各栋楼收垃圾，后来有了手机，就把手机号码刷在垃圾箱房上，还上门发名片。杨先生记得2001年卖一斤旧是5角钱，到2007年涨到8角。 杨先生说：“那个收垃圾的人很精明的。比如下雨天，特别是黄梅天下雨，他就关门休息，原因就是这种天气潮气大，纸张受潮了吃分量，他收去不划算。礼拜天如果是大晴天，他会骑车黄鱼车多跑两趟！”那时候，精明的上海家庭也精于与收废品的打交道，杨先生就自备了一把弹簧秤，使得收垃圾的赚不到便宜。可到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杨先生发现，收垃圾的上门收废，价格突然腰斩，一下回到20世纪的水平——4角一斤。原本1角钱一个的易拉罐变为5分，玻璃啤酒瓶反而不收了。“2009年，我买了两箱啤酒，每喝完一瓶啤酒，酒瓶都攒在阳台上。从端午节存到重阳节，两箱啤酒空瓶全在，收废品的竟然说不收了。怎么办？全部扔到垃圾桶里！我看着那天早上环卫所的垃圾车来，听到啤酒瓶装上垃圾车哗啦啦破碎的声音，我心都有点碎了——一个时代过去了。”
那几年，上海也好，全国也罢，爆发出好几起瓶装啤酒突然炸裂，甚至伤到人眼睛的事故。随着酒瓶生产成本的下降，各啤酒厂逐渐减小回收旧酒瓶的数量。
如果垃圾没有利用价值，最终的结果只能丢弃、填埋、焚烧。譬如泔脚回收，随着家庭垃圾袋装化而失去一块阵地，却又得到一个更大的阵地——餐饮泔脚。而随着地沟油问题的屡屡出现，餐饮泔脚回收管理逐步正规化起来，地沟油也能加工成生物燃料了。如今，垃圾分类之所以单列湿垃圾一项，并要求把湿垃圾从垃圾袋里倒出来，甚至还诞生了破袋神器，主要在于湿垃圾处置不再是用来喂猪了——有氧堆肥和厌氧产沼气发电等资源化利用方式，已经成为湿垃圾处理的主流方式。对于市民来说，垃圾干湿分类，虽然比不分全部塞进一个塑料袋麻烦一些，但袋装化收集湿垃圾，也能尽可能减少酸胖气。
1984年，联合国发展署和世界银行在沪举办国际资源利用讲习会，曾学习了位于浦东的其昌栈废品回收站的“上海经验”。
“当时的其昌栈废品回收站蛮气派的。”曾为其昌栈废品回收角“掌门人”的杨银妹如此回忆，“在当时的栖霞文登转交，三开间门面、上百平方米经营场所。多的时候，每年回收近百种废品——上百吨，当时的价格就好几十万了！”令杨银妹自豪的是，她觉得这份工作是为社会开发了一座小金矿，也得到了社会的尊敬——站里的各种荣誉状框迭起来足有一人高。她的前任、老站长梁秀萍在80年代初就是商业部和上海市的劳动模范了。而到了1988年以后，杨银妹发现，同行越来越少。“开餐馆的开餐馆，哪怕门面分割出去，好像做什么生意都比收废品赚钱一样。到了90年代，上海物资回收利用公司浦东分公司下面，最后就剩其昌栈一家了。”杨银妹说。
记者从相关资料上查询到——1988年到1997年，上海废橡胶和废塑料的回收量减少一半以上，与废弃物发生量、可获量的大幅度增长趋势严重相悖；各类废旧物质回收水平逐渐下降，到1997年，相对于正常年均回收水平，废钢铁只及60%，废有色金属只及33%，废纸只及20%，废塑料只及9%，而废玻璃基本上已不再收购。
“废钢铁不再回收，原因蛮简单的。”一位钢铁业界元老告诉记者，“自从大量进口铁矿石后，这种便宜、容易冶炼的材料，让炼钢厂不那么需要废钢铁——废钢铁里含有其他金属，各种废钢铁的熔点不一样，需要分门别类，再使用各种不同的工艺来提炼，吃力不讨好——炼出来的新钢质量还不一定有铁矿石炼出来的好。”但即便如此，将废旧钢铁回收，仍有着避免金属氧化物污染、资源储备等意义。
同济大学教授、上海市系统工程学会理事陈强告诉《新民周刊》：“人类社会已进入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阶段，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也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伴随而来的是生活垃圾处理量的巨幅增加，如果不进行有效管理，后果不堪设想。除了持续改进生活垃圾处理和循环利用的管理和技术外，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和再循环（recycle），这‘3R’应该对全社会全面宣传、教育，激发生产、销售、物流全链条的响应，并引导消费和习惯的改变，从源头做起，才是正道。”
1998年8月10日，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在一份有关报告上做过这样的批语，“……实际上我市在80年代以前，废品回收是个很大、很周密的行业，今后要在新的条件下重建。”
如今，回收行业重建已经启动，在两网融合的情况下，从业者上门回收的情况将再现江湖。杨先生感慨道：“从前，每逢星期天一大早，我就会检点家里有没有废品。每个月还有一个星期天要捆扎旧等着卖，如果错过了上门收废品的，我就会自己把废品送到回收站。现在，我就等着垃圾回收的APP开通，据说垃圾回收网约工月收入能上万。我相信，这只是个平均数。我期待新一代的‘破烂王’能在行业里涌现，祝大家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