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用过的通信工具（图
信息沟通与交流是人类文明的基础。纵观人类文明进步历史就是一部技术的发展史。当1876年美国人贝尔发明电线多年的时间，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远远超过我们祖先几千年走过的。到今天，信息技术的进步，远没有放慢脚步的意思，从书信到电报，从BP机到大哥大，从摩托罗拉到苹果手机，从互联网到3G互联，从文字传输到图片、声音、视频传输，技术的跨越式发展，让我们多少有些应接不暇。在这个领域有一句话已经被奉为铁律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生活在今天，人类是幸福的，又是不幸的。我们享受着信息沟通与交流无限便捷的同时，又被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逼”得有些喘不过气来。曾经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数百年”在今天的通讯技术领域已成奇谈。能够领几年，已是不易，岂敢奢求更久？回首过去那些年，有多少通信方式已经离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
在这里，让我们暂时忘记那些光彩夺目的新技术，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曾经辉煌一时，如今风光不在的消失的或者即将消失的“没落英雄”身上。
发电报，对于80、90以至00后的年轻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和记忆，但在我们这一代甚至上一代人的生活里，电报的确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
同打长途一样，非到紧要三关时刻，电报是轻易不肯用的。一则，电报的使用价值不菲，是以单字计价的，一个字就得几毛钱；二则，电报传递的或是家人病重病危、或是突发重要事件、或是某时某刻速到车站接人等紧急信息，给收报人带来的往往是巨大的紧张和压力。除了上述两条，电报对发电人的文字功底要求也颇高，因为电报以字计款的特性，非有高度精炼的文字是难以达到花钱少、效果好之目的的。
对于电报最深刻的记忆来自于上世纪60年代末父亲收到的一封电报。尽管已过去了40多个年头，但电报的内容仍历历在目：“你父病重速回。”短短6个字，既说明了事由，又把事情的紧急程度表现的清晰充分。父亲好容易和单位请了假，却又为回家乘车发起了愁。那时，武斗还没结束，火车还没通，长途客车也停运。一堆亲朋好友坐在一起商议了半天，有人总算想出了一个搭乘邮车的主意。尽管武斗硝烟弥漫，但武斗各派对邮车还都不敢怎样阻拦。几经周折，我和父亲通过熟人搭上了一辆邮车。那时的邮车不是现在的厢式货车，还都是大卡车。上了车才看到，车上都是同我们一样搭车回家的人。邮车上，搭车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车行到太谷时，远远地迎面驶来一辆大卡车，车头上，一面红旗猎猎招展。车到跟前，一个急刹车挡在了邮车的前面。人们才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车上跳下两个穿绿军装、戴红袖标、手持冲锋枪的人来，车上满满一车同样装束的人，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的车。经过一番，确认是邮车后，两个人才挥手放行，满车的人也才长长松了一口气。父亲带我回到家后，第一时间把爷爷送到了故县镇医院，经过十几天住院治疗，爷爷的病情得到了有效缓解。也可以说，一封电报救了爷爷一命。
后来上了班，很长一段时间还断不了同电报打交道。有的通讯员遇到一些突发的新闻，常常通过电报发到编辑部来，尽管费用不菲，但总算抢到了新闻。因为发电报时总要字斟句酌，所以收到的电文常常是一篇成稿，简单编辑一下，在电文前附上稿签就算完成了一篇的编辑程序。直到现在也还常常想起那 “投机取巧”的日子。
随着时代的进步，电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也的确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电报那字斟句酌的特性对我的行文造句至今还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打长途电话，在今天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可在当年，却是一件既有几分奢侈，又有几分无奈而又不得不进行的消费。如今，打个长途，坐在家里甚至躺在床上，按键一拨，即可轻易实现。即便远在天涯海角、相隔万里关山，也是一拨就通，而且声音清晰的如面对面一般。当年打长途，首先不能在家里完成，即使是单位，也没有几家能打长途。要打长途，必须到电信局。而在整个太原市，能打长途的电信营业厅也没几家。我记得，离我们家最近的就是位于迎泽大街上的大南门电信局。到电信局打长途，也不是那么容易，到柜台办理通话手续后，还不能马上通话，得坐在大厅里耐心地等候。不知过多久，才会听到营业员叫你：“某某某，到几号厅！”进了那间刚刚能站下一人的电话亭内，还得等电话员把电话给你接过来。通话结束，再依你的通话时间结算费用。通话费用还真不便宜，根据两地通话距离和通话时间结算下来，一分钟也要好几毛钱。相对于那时一月几十元的收入，打长途还真算得上一件高消费的事情。所以，没有十分紧要的事情是不会打长途的，更没有人敢在长途电话上煲电话粥倾诉家长里短。
记得有一年我回了老家，因家中宅划定的事情，要求家里当天拿出意见。这么大的事情，只得打长途向远在省城的父亲报告。当时别说我们那个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就是所在地也不能打长途。我只能借一辆自行车骑了10里赶到故县镇打长途。恰恰那天父亲值夜班在家休息，而我家当时住在距单位几公里之外。无奈之下，只得先打给同单位的一位同学，再让同学骑车到我家告诉父亲，父亲再骑车到电信局把长途打回到故县镇邮电局。这期间，我就一直等在故县镇邮电局的电话亭外。几个小时后，总算等回了父亲的电话。
我不喜欢收藏，对于用过的旧物件也没有积攒的习惯，一般都会及时处理掉。然而，我却把自己用过的最后一个手机精心保存了起来，甚至倒腾过好几个地方来安顿它。
我喜欢用，从一上市我就非常追捧它。不光我自己用，我还发动全家人都用，后来甚至为老家的父母也装备了。
在使用手机方面，我本来就是个潮人。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欢研究手机，我用的手机不一定是贵的，也不一定是时尚的，但肯定是性价比最好的。我先后用过的手机，从刚开始的斯达康、中兴到后来的英华OK、普天、华为，从直板到翻盖，从小屏、黑屏到大屏、彩屏、手写屏，从仅有信号的单模单卡到PHS和移动GSM双模双待，我都用过。
好多人都说不好用。记得当时有笑话说的外号就是“喂喂操”。因为经常看见用的人接电话时大声的连喂几声之后，接着就要骂娘：“操，又没信号。”刚开始的时候，记得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可是在移动还是双向收费的大下，可以免费接听电话的怎么可能不受到普通消费者的欢迎呢：免费接听的电话，信号差就差点嘛，大不了多喂两声呗。
后来随着基站数量增加，信号好多了。特别是后来好多县城、乡镇都有了基站，还实现了全省漫游接听免费，我就更加喜欢了。还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优点：绿色环保，辐射很小。不光我喜欢，据统计，的粉丝在高峰时的2009年达到了七千多万用户。
可惜的是，2009年工信部提出为3G网络让方案后，要求在两年后退市。退就退吧，国家政策百姓服从就是了，只要有相关配套政策妥善安置好这大几千万为联通做了好几年贡献的用户就行。可是，这个配套政策不能说没有，但坑爹呀：一是让用户转联通手机，这不是嘛。二是不再基站，信号越来越差，逼着用户主动放弃使用。
我就是在这种却又无助、无奈的纠结之中，把那个打包，连同那张像手机卡一样小巧、印有“绿色环保”字样的SIM卡，一起封存了起来。
网上曾流传这样一个段子：在地铁里，看见有位掏出了i－Phone，一个文艺青年也跟着掏出了iPhone，一个商务男默默地看了一眼，掏出了iPad这个时候，我鬼魅狂狷地一笑，掏出了我的“大哥大”，在过道里砸开了一个核桃，整个场面被我Hold住了……
手机砸核桃，只不过是逗大家一乐。其实，以“大哥大”为时代符号的记忆，带给诸位的又何止是快乐！？
“大哥大”，即手提电线年，世界上第一部手机诞生于美国。1987年，广东为了与港澳实现移动通信接轨，率先建设了900MHz模拟移动电话，这意味着中国步入了移动通信时代。
“7位号码、数字‘9’开头……”太原电器商人王磊说，1994年就在大南门买了一部“大哥大”，虽然为此花了2万多元钱，还得托关系、排大队，但每每接打电话时所享受到的无可替代的迅捷通信服务、俨然的大老板气势，还是倍觉。
1992年，山西省手机用户不足2000户。同时，因资费较贵、信号不稳定、电量不足等因素，“大哥大”并没有让手机用户普及。1997年，新绛县最后一个模拟信号塔拆除，模拟信号手机“而退”，手机进入数字时代。
2000年时，记者用上了波导手机号称手机中的“战斗机”。10余年来，记者的手机在不停更换中，了手机的迅猛发展：从揭盖的、推拉的到直板的，从灰屏、蓝屏、彩屏到触摸屏，从短信、拍照到视屏通话……
就在老百姓畅享通信便利的过程中，iPhone悄悄成为街机，这宣告着：移动通信，势不可挡；移动通信，人人平等！
很多上世纪80年代初出生的人可能都还有着这样的记忆：穿着军训服，手拿IC电话卡，站在大学校园内的IC卡电话旁边，排队等着插卡打电话给家人报声平安、与恋人互诉衷肠。可如今，在手机“横流”的年代，这已经成为一代人朴素而又珍贵的记忆。
我的大学同学张永乐来自江苏徐州农村，对于IC卡电话的记忆尤为深刻，因为就在他首次离乡背井，到外地上大学时，正是IC卡电线年，从没有离开过家的张永乐首次到了陌生的城市山西太原。军训很累，晚上要住6人的宿舍，食堂的饭吃不习惯，一切的不适应都让他感到很无助。只有每晚军训过后，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时才是他最开心的时光。“IC电线元的面额，才卖几十元，而且通话资费也便宜。”为了省钱，同学们都买IC电话卡。每天军训结束后，校园里的几部IC卡电话旁边都排着长队，有人通话时间长了，后面的人还会抱怨。
直到大三那年，手机才开始普及，宿舍里的人慢慢都有了手机，打电话也方便了，IC卡电话周围再没有当初人潮拥挤的盛况。
在谈及IC卡电话时，不少人都会讲述一个与之相关的故事：有人曾为等着打电话，在IC卡电话前排一个小时的长队；有人曾为回一个传呼，冒雨跑到IC卡电话前；有人急着打电话时，不远处的一个IC卡电话成了他的 “救命稻草”……
时代发展了，科技进步了，通信手段多元化了，手机、网络、视频……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有选择就意味着有扬有弃。作为大众曾经的通信宠儿IC卡电话也就成为了一道与城市发展渐行渐远的风景。
作为城市街头的一道原有景观，一种曾经在人们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通信工具，不管它的未来如何，IC卡电话都将被人们深深铭记。
说到古老，一则是历史悠久，几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了写信；二则是当下写信的人是少而又少了，信件已经远离现代庸常疲惫的生活了。
一代人总有一代人的和。之时，西风东渐，东文化激烈碰撞。新派知识白话文力推“书语合一”，也有老派文人用文言文写作。那些老派文人所的不过是一个教育的背景和一种文化的传统。写信，也是如此。文言文抒写和白话文抒写，格式、语句皆有不同，不同的教育和知识传授造成了这种差异。
我们这一代，缺乏必要的传统教育，大多不会用文言文写信，更不用说用毛笔写了。只能在前人的信札中闻到那股墨香，体会那种典雅了。沈尹默那手适宜写信的小楷几成绝响。尚可安慰的是，我们还曾经历过那个钢笔写信的年代。拿出父母单位的干净信纸，按照老师教给的格式，地写下“的”或者“亲爱的”，必用“此致、”来收尾，叠出带有小三角的长方形，装进牛皮纸信封，最后拿出一张两毛钱的邮票，在舌头上一抹，方方正正地贴在右上方，投进绿皮邮筒。
小时候，何时写出了第一封信，已记不清了。只记得，上初中时流行交笔友，读《语文报》还是《作文通讯》，按照的信息，给外省的一个小朋友写过一封信。较近的，也就是在大学写过几封了。如今，早已不写了。但我知道，于今还是有很多人在写信，用钢笔写，用毛笔写，当然以学者、知识居多。
它是一款被手机急速追赶、进而被人们迅速抛弃在时间缝隙里的即时单项通信工具。只是，遥想当年，一呼动四方的胜景，使它的陨灭多少有些伤感。然而，回想人们因拥有一台BP机而欢欣的情景，如同人类创世纪般发明了无线电一般，便也可以理解BP机的过渡性为何饱含着某种科技宿命的味道，一如人类脚步走得太快，加速度前行是注脚。
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第一个寻呼信号从上海一家商店的盥洗室发出，到90年代寻呼台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BP机市场极度繁荣；再到2000年左右手机渐进出现，2005年寻呼渐渐凋零，不过20多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20多年只是转眼一瞬，但是寻呼却像它的名字一样，实现了“寻找并呼叫到你”的梦想，使“call我”或者“呼我”成为简短而明晰的符号表达。这在人类科技史上，是第一个做到点到点到达个体的一种联络方式。
于BP机，像任何一种消失或者正在消失的通信工具一样，对它的回忆永远着人的百千滋味。于我，拥有BP机的3年记忆是与爱情的回忆相契合的。
那是2001年的秋天，因为考研，我留在学校复习。那时，在教学楼的传达室尚有付费电话，我上完晚自习，看着校园里陆续回宿舍的三三两两的学生，突然感慨万千。于是，我给恋人发了一个传呼。当时，他因工作已远赴广州，我们3个多月未见，而且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见面。传呼过去的讯息是：“我下晚自习了，来接我。”一两分钟后，嘀嘀声响起：“等我几分钟，我马上就到。”我知道那刻广州炎热，那时他正加班；而千里之外的我正在深秋的校园内驻足，眼含清泪，孤单地站在微凉的夜风中，安静而虚幻地等待片刻，聆听风里回旋着的爱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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